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精心培育的政治品格。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意识”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初步形成和体现，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善于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指导军事问题，紧紧抓住民心这个最大政治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培育和塑造政治意识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于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指导军事问题，注重加强对全党的政治教育。二是紧紧抓住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站稳人民立场。
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下，日益成熟的共产党人，超越单纯军事观点，从政治上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对战争的把握和指导始终服从服务于建立新中国这个政治目标。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全党的政治教育，强调：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检讨”。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对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的清醒认识，由于全党对中央政策和策略的清晰明了，我军的作战行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始终在政治目标的统帅下，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与争取人民紧密结合起来。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是根本的立场。党中央紧紧抓住广大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在各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为贫苦农民实现翻身解放，团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
正确认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自觉在大局下行动
解放战争战略全局的形成，大规模的协同作战和大批解放区的产生，使得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观照战争全局越来越急迫、越来越重要。
1947年初，为改变战争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外线作战的战略决策，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要后方，千里行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敌人的腹地。面对这一任务，以刘伯承、邓小平为司令员、政委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大兵团无后方作战，兵员粮草无法补给，其次是黄泛区千里行军，重装备武器无法遂行，最后是目的地大别山地处敌占区腹地，既面临敌人“围剿”，又要建立根据地。当刘邓首长接到党中央“陕北甚为困难”的电报后，“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后来，刘邓大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希望的“争取最好的前途”。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邓大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战略任务，他们以强烈的大局观念、大局意识勇挑重担、牺牲局部，换来了解放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
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
解放战争之前，党的领导和根据地建设一直处于分散的战争环境，这种状况适应了当时的斗争需求，但也造成了党内不同程度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政府状态。
对此，毛泽东曾批评道：“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绝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更加急迫。1948年1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规定了各中央局和分局、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具体要求。3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对报告制度的三条补充规定，进一步规范请示报告制度的内容和要求。
紧紧围绕党中央意图开展工作，自觉向中央看齐
党的七大前夕，毛泽东曾全面系统论述了看齐问题，他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前方将领能不能自觉向党中央看齐，特别是自觉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看齐，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1946年6月，党中央提出了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指示华中野战军主力到淮南地区作战，并征询战略区领导人的意见。粟裕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在苏中作战和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多次向中央建议，坚持在苏中内线作战，党中央根据他的意见适时调整了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1948年春，粟裕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极大的政治勇气，斗胆直呈，三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第一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作战的建议，实践证明他的建议是富有远见的。粟裕这种主动担当作为的精神，其实质是强烈的看齐意识，是全面、具体、坚决地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看齐。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2019年2月11日）